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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終關懷醫院:奏響生命盡頭的最后樂章
2019-05-28來源:澎湃新聞 湃客


       北京松堂醫院,是一家臨終關懷醫院。不同于其他以“治愈”為目標的醫療機構,住進這里的病人,大多接受了生命即將走向盡頭的結局。更重要的目標是,減輕病人的痛苦,讓他們平靜、安詳、體面地離開人世。

       老人們蹣跚、遺忘,逐漸被衰老剝奪生命的活力,但更多的時候,人們看到的是一張張滿是皺紋的笑臉,他們跟著音樂拍手,也常常伴著歌聲睡著。在生命的最后時段,他們努力追尋著生而為人的尊嚴。

       “開會” 

       松堂關懷醫院的大廳里,掛著一盞巨大的金色水晶燈。早上8點,一位穿白大褂、打紅色領帶的矮個男人在燈光下舉著麥克風,又唱又跳。《姑娘我愛你》、《天路》、“你挑著擔,我牽著馬……”

       他叫歐陽,56歲,是這家臨終關懷醫院的護工。大學生、中學生志愿者們站在一旁,等待演唱《情深深雨濛濛》。工作人員叮囑志愿者,要多給老人唱情歌,讓他們重溫談情說愛的感覺。

       觀眾是二十幾位住院的老人,每天上午8點、下午2點,他們都會集中在這里,觀看表演、與志愿者聊天。老人稱之為“開會”。“開會”是松堂醫院專門設立的關懷項目,歐陽負責主持,也唱歌。組織老人們“開會”之外,他的主要工作是照顧4位老人的生活起居。

       老人坐在輪椅或椅子里,按精神狀態列成幾排——第一排能聽護工指揮,不時鼓掌;第二排的老人對表演沒什么反應,有的一直自言自語;第三排的老人大都耷拉著腦袋,有人看似已經睡著了。


       護工歐陽一邊唱歌,一邊繞場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。有些老人迷迷糊糊沒反應,他也笑著從輪椅上拽起他們的手,隨著節奏握兩下。歐陽有四個播放器,都是大紅色,和他的領帶一樣。他為著放伴奏自費買的,一個放沒電了用另一個。

       86歲的劉國英是最配合的觀眾。“開會”時,護工告訴她看表演要拍手,她便一直笑呵呵地拍個不停。在松堂醫院,她是最有活力的老人之一。她身體好,愛干活,每天幫護工給其他老人喂飯。有一次志愿者表演古箏,剛彈了一個低音,劉國英立刻使勁拍起掌,嚇得表演者亂了節奏。

       老人們也要做保健操,幾個身體好的老人跟著歐陽活動。劉國英腿腳好,能站在場地中央踏步、彎腰。93歲的譚桂清看她做操賣力,不服氣。譚桂清覺得這是一場“比賽”,要求兒子給她買一條紅圍脖,戴著做操更精神。

       做完操,歐陽給劉國英按摩頭部。她滿臉溝壑,掉了一半牙齒。歐陽邊按摩邊介紹,“這是防止衰老,改善皺紋。”

       護工們都喜歡劉國英,叫她“老劉”。一位王姓護工尤其和劉國英親近,總去她的病房串門,還沒進門,就喊,老劉!然后坐到床上,身子向老劉懷里一歪,說,抓下頭!老劉也不說話,笑著給他抓。王護工花白的頭發剪得很短,抓起來“唰唰唰”地響。他閉著眼笑。他今年65歲,劉國英86歲,和他的母親差不多大。母親在老家,王護工三年沒回去了。

       旁邊一位護工與劉國英開玩笑,老劉你得跟他要錢,現在哪有免費干活的?老劉還是笑著不說話。

       王護工說,我們老劉明白的時候最好了,就是說了的話,一會兒就忘。老劉說,人老了,記憶力不好。她看見護工在給別的老人喂飯,又笑著說,人老了,就像小孩一樣啦。

       止痛 

       開會的時候,劉國英其實聽不懂歐陽和志愿者們在唱什么,表演后志愿者來陪老人聊天,志愿者也聽不懂她說什么。她的口音重,往往是自顧自地說,那些十八九歲、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接不上話,只能不停笑。

       雖然交流不暢,但她總還是盼著下樓“開會”。因為“開會”的時候“這個說話,那個說話”,難受就撂下了。

       這是醫院為老人提供的精神上的“止痛藥”。不同于其他醫院以治愈疾病、挽救生命為目標,松堂醫院的宗旨是緩解衰老和疾病給老人帶來的心理、生理痛苦。

       王鳳龍身患骨髓瘤晚期,疼痛蔓延到全身,手臂、肋骨、雙腿、到處都痛。她最初每天吃四片止痛藥,后來自己加到六片。痛到受不了時,她讓醫生給自己打杜冷丁。普通醫院里通常不會大劑量使用這類藥物,只能止痛,無助于改善病情。但在松堂關懷醫院,減輕老人們臨終時的肢體痛苦是更重要的。曾有一位老人因為神經損傷持續疼痛,一年打超過1800支杜冷丁。


       醫院里現在住著200多個病人,不只是臨終病人,還有家屬無暇照顧的老人、精神病人、殘疾人。護工說,他們“什么病人都收”,大廳墻上的介紹則總結為:“集醫院、福利院、敬老院職能為一體”。

       醫院對晚期病人和臨終老人采取姑息治療,病房里很少看到輸液吊瓶,更沒有呼吸機。除了重癥病人需要插鼻飼管、尿管、戴氧氣管,大部分老人身上沒有管子。

       1987年成立以來,松堂關懷醫院累計送走了三萬多位老人。一間時刻都有人可能死亡的醫院,常常遇到排斥——醫院一共經歷了7次搬家,其中4次是因為附近居民抵制。2003年遷到北京東五環外,遠離居民區,才算穩定下來。過去搬家時,曾有上百位附近居民堵在醫院門口,不讓老人入住,說這是死人醫院,是“八寶山的前一站”。老人們在街頭滯留了四個小時,直到半夜才住進新病房。

       子女把老人送來臨終關懷醫院時,往往已經接受了死亡即將來臨這一結果,只求讓老人走得平靜、安詳、快樂。劉莉的母親至今住院三年多,整日昏迷,劉莉在她耳邊大聲說“媽,吃飯了!”老人微微睜開眼睛,劉莉不知道她是否真能聽見。她還是每天都來探望,為母親擦身、按摩,對著母親的耳邊,輕輕呼喚她的名字。

       吃飯 

       在松堂醫院,對于進食的積極程度,成為了判斷求生欲高低的重要指標。有位四十多歲的年輕病人,從不和人說話,護工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,只知道她“總是在吃”。在護工看來,“能吃”意味著有活力,是病人最大的優點。

       每天飯點,鐵皮餐車送來煮得軟爛的西紅柿、茄子、雞蛋、蔬菜、面條。攪碎、倒進碗里、晾到溫熱,護工最多同時照顧10個老人,喂一頓飯花費一個多小時。為了節省時間,護工總是多線作業,在這位老人緩慢吞咽的時候,轉身喂下一位,再給這位擦擦嘴。

       不同身體和意識狀態的老人有不同的喂法。會張嘴吃的,用勺子喂;不會張嘴的,飯糊加水,用粗注射器打進嘴里;完全沒有意識的只能再多加水,打成液體,注進鼻飼管里。


       譚桂清的牙早就掉光了,還堅持自己吃飯,一頓能吃五六個小包子,或一整碗面條。她對只能吃飯糊的老人充滿同情,“它一打碎了你得擱水,一擱水多好的菜也不好吃了”。她想念媽媽做的四喜丸子和家附近的豆腐腦,現在她最愛吃兒子做的魚,每周六兒子用密封盒送來放在冰箱里,護工每天給她的碗里放一兩塊。

       王鳳龍最愛吃志愿者送來的炒咸菜,用饅頭夾著,三四天就能吃完一罐。志愿者有時工作忙沒能過來,她便埋怨說,這小鬼,我等著你咸菜,你還不來啦。

       王鳳龍被當做醫院的抗癌模范,向視察的領導介紹經驗——我就是不吃好的,我就餓著癌細胞,它吃不了好的,它就不發展了,我也就死不了。吃好的,它長了,我也就死了。

       后來她聽人勸說:營養好了才能抵抗力強,才能抗癌。她決定不再跟癌細胞賭氣了,躺在床上叫外賣,吃餃子、肉餅。臘月初八,她還喝了一碗臘八粥。

       1月17日,臘月十二,住院一年半的王鳳龍去世了。去世前一天她突然想吃梨,別的都吃不下。她吃了一個梨,第二天又吃了一個。那幾天她一直咳嗽,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,她依然相信“吃”的功效,相信梨能治愈自己。

       空床鋪 

       2018年底,不到一周的功夫,病房里又多了兩張空床鋪。兩張床挨著,右邊曾躺著一位北大畢業的老人,左邊躺著一位精神分裂癥患者。兩人只并排躺了兩天,左邊的老人去世了,床鋪空了出來。等護工更換完床鋪,又有新的老人躺了上去。又過了幾天,兩張床鋪都空了。

       農歷新年將近,每天都有三四位老人去世,有時會有七八人。老人來了,沒兩天又走了,護工們有時感到恍惚,記不清一張空病床在過去幾天里究竟一直是空的,還是有人睡過。

       空床鋪上的被子整齊疊放在床頭,套著花紋被套,白床單上鋪了嶄新的尿墊。死亡的痕跡隨著床鋪的更換被抹去了,只有少數人留下了生命最后時刻的印記——一張病床邊的冰箱側面原本貼著一張老人年輕時的黑白照片,老人去世后,家屬把照片取走,剩下了兩塊雙面膠的貼痕。

       有時醫院床位滿了,前臺接待員會告訴家屬,再等等,明天可能就有了。接待員總能看到蓋著白布的老人遺體從東邊的電梯被推出來,穿過大廳,送去火化。第二天,又會有新的老人走進大門,穿過大廳往東,坐同一臺電梯去往病房。一位新來的家屬指著空床鋪問,“出院了?”住院長久的老人回答她:“沒了。”


       死亡每天都在松堂關懷醫院發生,身在其中的人待久了,反而更加坦然樂觀地面對著即將到來的時刻。對93歲的譚桂清來說,死亡是一張“大長條的小窄床”——“推出去了,那大長條的,那小床那么窄。我們這老太太沒事干,有點什么事都看,哪怕睡著了都把她叫醒了。喲,快起來吧,大妹子,說干嗎呀,又不好了,那老太太不行了。”

       有時護工也和老人開玩笑——

       “你跟著我到四川去不去?”

       “去,你叫我去我就去。”

       “你去要是回不來了怎么辦?”

       “回不來,死就死,這么大還怕死。”

       “死了我就埋在那峨嵋山去啊?要不要?”

       “要,反正給我埋哪兒都行。”

       “埋在哪里行啊?”

       “嗯,哪旮旯都行。”

       抓手

       老人們在走向生命盡頭的過程中,逐漸失去對身體的控制,跌進輪椅,跌進病床,跌進衰老的無底洞。但他們并不甘心如此,總試圖抓住些什么,抵抗衰老的侵襲。

       每天飯后,三層走廊里總是腳步聲不停。一位老人來回走,左腿拖著右腿,右手幾乎不擺動。護工說他是最好的病人,努力運動。他的背還直,頭上還有黑發,衰老對他還算容情。比他再老些的老人,比如86歲的劉國英,即使身體再好,在走廊里溜達時也必須得抓住扶手了。

       能走的老人,不到萬不得已,都不愿坐輪椅。他們抓住拐杖——有時連拐杖也拒絕,攝影師來拍照,一位老太拒絕帶著拐杖入鏡,覺得不吉利——拐杖先是木質的,然后是更輕便的不銹鋼制的;先是一只腳的,后來變成三只腳的,再變成四只腳的助步器。


       一位脾氣古怪的老頭也已經坐上了輪椅,仍自己推著輪椅走路鍛煉。三只腳的拐杖掛在輪椅上,他或許還能再用上。

       賈文秀做了腰椎手術后,泌尿系統和腿腳都不太聽使喚了。她總誤以為自己尿了褲子,誤以為自己能站起來走路。護工用一根布條把她固定在輪椅上,背后用死扣系住。但她堅持認為自己能走,指揮來串門的劉國英解開固定的布條。劉國英照做,賈文秀卻沒能從輪椅上站起來,摔倒在地。

       但這次失敗并未消磨她的自信。過了幾天,她悄悄對志愿者說,明天我就自己回家去,只有二百里地,你可別告訴他們。我的腿好了,能走。

       護工 

       松堂醫院有30多名護工,大部分四五十歲,年紀和醫院護士的父輩相當。護士只在早晚查房和老人需要治療時出現在病房里,平時守在護士站。護工則不同,屬于他們的空間只有病房里的一張病床。他們時刻和老人,或者老人的物品待在一起。

       今年,已經是護工歐陽在松堂醫院的第11個年頭了。

       醫院幾乎每天都有志愿者來,歐陽總是激情飽滿地演講:“我認為(這是)偉大的工作。我們每天,為天下人盡孝,我們天天面臨著屎尿,為老人服務。我之前做過很多,我做過大生意,我認為,生意不寶貴,金錢不寶貴。李白不是說了這么一句話嗎,‘夫天地者,光陰者,百代之過客也。而浮生若夢,為歡幾何?’人生就是這么長的時間,我們感悟到人生。我希望你們啊,一個下午,就安安心心給老人帶來快樂……”

       歐陽年輕時做生意,從湖南跑到石家莊、廊坊,說自己有時一個月能賺十幾萬,但后來欠了債,不得已來了松堂醫院。他懷念年輕時滿世界跑的生活,開玩笑說,現在這份工作把他“套住了”——護工沒有休息日,請假要按小時報備,春節也必須找人頂替才能回老家。歐陽平時每月請假一次,去郵局給家里寄錢,每次兩個小時。來北京11年,除了醫院組織去十渡團建,他只趁晚上去過一次天安門,再沒去過其他景點。

       但這份工作,也讓他感受到價值。這份工作包吃住,沒有額外花銷,他漸漸還清了債務。后來院長讓他主持志愿活動,他更感到滿足——每天唱歌跳舞四個小時,多賺1200元,還總能收到老人們的贊賞和感謝。更讓他開心的是,年輕志愿者來了都喊他“歐陽老師”。

       每天在志愿活動上表演,他總是習慣性地繞場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。他總打一條大紅色的領帶,保溫杯和唱歌用的播放器也是大紅的。老人感到他與眾不同,叫他“小頭頭”,大聲對他說謝謝。

66_副本

       每天晚飯后的休息時間,歐陽習慣獨自拿著播放器在屋里練歌。他對著屏幕唱:“天邊有一對雙星,那是我夢中的眼睛……”,他像在臺上表演一樣,揚起手勢,走起步伐。音響聲音傳到樓道另一頭,妻子小黃正在晾衣服,抱怨他,一天就是唱,襪子都不洗,都塞在枕頭底下。

       歐陽每天花許多時間唱歌、練歌,很多照顧老人的工作都由妻子分擔。小黃訓斥他,他也不反駁,讓他去干活他就去,回來該唱歌還是唱。兩人就這樣相互埋怨也相互支持著在醫院工作了十幾年。有天忙完出來,歐陽在樓道遇到幾個志愿者,笑呵呵地說:“我可以這么說,這個工作可以說一句話能顯示,能屈能伸。” 

       時間 

       譚桂清羨慕其他老人腿腳好,而自己總被困在房里。有一天晚上,她悄悄出門溜達,被護工歐陽發現了。譚桂清解釋,看錯了表,以后注意。

       譚桂清房間空出的床上擺著兒子買的圓掛表,她還一直戴著結婚時母親送的手表。手表早就停了,表帶扣也被磨斷丟了,她自己用黑色縫衣線纏住,還是每天戴著。

       她最關心的時間不是幾點幾分——反正每天護工都會按時送飯、推她去“開會”——而是星期幾。從周日到周五,她見人就問,今天星期幾了?一到周六,她又三番五次地問,今天是星期六嗎?

       那是她最期待的日子。每周六,兒子會來探視。

       更多兒子不在身邊的時間,她總是想念母親,“四喜丸子…過年我媽都會做,那不算什么巧活。”提到過年是否回家,她說,“我不愿意回去,回去還得讓我媽給我做飯。我媽做飯特好吃。”她用一種現在時的語態,仿佛母親還活著。

       85歲的劉國英則能“回到過去”。她說自己只有六十多,母親八十多歲,就住在走廊那頭。她總溜達著找母親,經過每間病房,都扶著門框探頭看。有時她問身邊的人,你看見我母親了嗎?她還沒回來?

       從前做記者的杜惠住院半年多了,總以為自己剛來不久,“一會兒就回家了”。她不愿意下樓去看表演,也從不打開電視,說“我沒有時間”。她是詩人郭小川的妻子,在醫院的時間大多花在閱讀上,總是捧一本《郭小川研究》,但翻來覆去地永遠在看目錄頁。

       兒女把來探望她的情況記錄在一個本子上——某天帶了酸奶、水果,某天交了住院費。她以為這是她寫的日記,指著本子上2018年開頭的日期說,“(我)隨便記的幾句,你看,都很早很早”。

       本子里面夾雜幾行明顯凌亂的筆記,是她寫的,“最近有一個長時間以來一直是糊糊涂涂的過日子。從現在起,開始一種新的生活,就像延安開始,從北山坡往北,開始一種新的生活。這是自己的一種想象。”2019年1月初,她中風臥床,不能再散步運動了。

       張貞娥臥床近60年,記得每個重要的時間節點——

       2001年、2002年、2004年、2005年、2007年夏天,自己因為無法排汗而住院輸液,直到2016年11月,慈善基金會給醫院捐贈70臺空調,夏天才變得好過;

       2003年5月6號凌晨2點,母親呼吸困難,醫院的醫生都去支援治療非典,10天后母親去世;

       2013年的1月,她和隔壁床胖老太同時都感冒,一年多后的2014年的3月,胖老太去世;

       直到最近,2018年1月17日晚上7點25分,王鳳龍去世了。

       張貞娥日夜躺著,這些時間構成的回憶,幾乎就是她能掌控的全部了。她望著病房天花板上的方磚——橫著十塊,豎著十塊。2011年醫院裝修,她發現方磚變少了,變成橫著九塊,豎著九塊。

67_副本
 
       12月底,志愿者送來一支玫瑰花,張貞娥讓人在礦泉水瓶里倒了水,插起來。玫瑰艷紅、鮮活,過了幾個星期仍沒有衰敗的跡象。她才終于發現,花是假的。

       假花旁邊的竹籠里有一對蟈蟈,日夜鳴叫。張貞娥說蟈蟈是百日蟲,只能活一百天。她數著日子,看它們從翠綠色變成墨綠色,再變成黑色,最終不再鳴叫,安靜地死去。2018年她養的兩對,一對活了138天,另一對活了140天。在生命的最后時刻,她以這樣的形式,努力證明著自己的記憶力依舊完好,也努力追尋著生而為人的尊嚴。

       (應采訪對象要求,劉莉為化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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